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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分!《波斯语课》凭什么成为新片口碑第一

时间:2021.03.20 来源:1905电影网作者:阿K


1905电影网专稿 豆瓣8.3分,猫眼9.3分;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后掌声不断;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推荐,一票难求;因核心主创团队国籍不符合要求,落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,成为“最大遗珠”。


这些都是环绕在新片《波斯语课》头顶的“光环”。但略显遗憾的是,这些光环并未换来“出圈”的市场关注。


影片首日票房不足500万,与另一部反战主题的国产文艺片《又见奈良》一同遭到冷遇。然而,就像它们所记录的历史一样,这些好片也许沉重,但不该被遗忘。



《波斯语课》的主创乍看上去没有明星脸,却都是实力派。


导演瓦迪姆·佩尔曼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。他的大银幕处女作《尘雾家园》就曾入围奥斯卡三项大奖。



两位男主角:一位是拉斯·艾丁格,德国有名的“戏骨”,常年活跃在戏剧舞台。 


另一位,纳威尔·佩雷兹·毕斯卡亚特则是阿根廷最璀璨的文艺新星,曾凭《每分钟120击》摘得无数新人奖项。 



导演佩尔曼说,纳威尔最吸引人的是“脆弱感”,但在看似弱小的外表下,却有坚韧而丰富的内心。 


权威媒体《综艺》更盛赞:纳威尔的表现可以与20年前,阿德里安·布洛迪在《钢琴家》中的表演相媲美。



谈到聚焦犹太人悲惨境遇,反思二战的电影,我们很容易想到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《美丽人生》《钢琴家》《索尔之子》《乔乔的异想世界》等一系列经典。珠玉在前,这一次的《波斯语课》有何特别? 


“离奇”
  

“生活无奇不有”,这是导演谢飞在《波斯语课》观后感中的一句话。的确,电影讲述了一个近乎“不可能”的故事。


犹太人吉尔斯为了逃过屠杀,谎称自己是波斯人“雷扎”,却意外成了德国上尉军官科赫的波斯语老师。 



为了保命,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吉尔斯,以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为词根,编造出了一整套语言。 


就这样,在700天的时间里,吉尔斯“编”出了2840个假波斯语单词,而科赫也记住了2840个被他视作草芥的“无名之辈”的名字。

 


结局更加讽刺:吉尔斯逃出生天,让遇难同胞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。另一边,科赫却因为“假波斯语”暴露了身份,在海关被捕,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

 

这个“瞒天过海”的故事看似不可思议,却有真实事件作为依托。 


编剧伊尔佳·佐芬称自己15岁时,就曾在报纸上读到过这则报道,一直记在心里。多年后创作剧本时,他才发现类似的故事已被德国著名编剧、导演,荣誉金熊奖得主沃尔夫冈·科尔哈泽写成了短篇小说《语言的发明》。佐芬与导演瓦迪姆·佩尔曼便在小说的基础上创作出了这部《波斯语课》。


《波斯语课》原著小说

 

佩尔曼说,吉尔斯和科赫都没有具体的人物原型,他们可以是那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和加害人。语言的意义以及战争对人的异化才是他真正想讨论的主题。


“语言” 


谈到影片风格,佩尔曼总结道:在有关集中营的影片中,既有《索尔之子》这样残酷写实的作品,也有如《美丽人生》那样的现世童话。《波斯语课》介于它们之间。他没有将镜头过多地聚焦在集中营里的残酷暴行,而是用语言做媒介,讲述了一则有关人性的“寓言”。


 

为了精益求精,佩尔曼专门请来一位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教授,开发出了片中的“假波斯语”:听起来像中东语系,同时有语法、前缀和后缀。 


词根也真的来源于犹太遇难者的名字,这本含有600个单词的词典还将于近期出版。 


在佩尔曼看来,“语言”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是某种身份的认同。 


“德语”是科赫的母语,他用它发号施令,表达忠心,却无法阐释心声。



“波斯语”则不同,它承载着科赫对战后奔赴德黑兰开餐馆,与兄弟团聚的美好愿景,是他心灵的一片净土。 

他用“波斯语”说出的,是无法用德语表达的话,有关家庭,有关梦想,甚至(beplay官网体育客服)爱情。学习波斯语的过程,又何尝不是他直面真实的自我,一点点“重拾”人性的过程? 



这似乎也回答了很多观众的疑问:如此漏洞百出的语言,连普通士兵都骗不了,如何骗得过德军上尉? 


“科赫不是傻子,但他太想学习这门语言,太想有一个‘朋友’了,甚至愿意自欺欺人。”这是导演给出的解读。 


的确,那间远离战场前线、罪恶中心的“波斯语教室”,与那门只有两个人听得懂的语言,在某些瞬间,建构起了一座乌托邦与避难所。

无论吉尔斯,还是科赫,都曾在其中觅得片刻安宁。



但窗外随时上演的暴行,背景声里此起彼伏的枪声,都在时刻提醒着观众,罪恶未曾停止,现实何其残酷。 就像科赫用“波斯语”写的诗:“风把云吹响了东边,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,我会幸福,随着云飘向的地方。” 


听起来美极,翻开来看,一字一句却尽是犹太人的血泪。


 

西奥多·阿多诺说:“奥斯维辛之后,写诗是野蛮的。” 


没有真正的反思与自省,诗歌便无意义,文明更无以为继。 


“名字”
 

影片中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。 在科赫读完上文中的那首诗后,微笑着对吉尔斯说:不要叫我“上尉”,叫我“克劳斯”。 


克劳斯是科赫的名字,但在从军后,却鲜少被提起。


其实,被一同封存的不仅有名字,还有背后的“自我意识”。


像无数普通人一样,克劳斯也曾生活在社会底层,因为饥饿,学做厨师。

为了一身体面的制服,加入军队,成为庞大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。 


不仅是克劳斯,《波斯语课》中着重刻画的几个德军军人都有名字,也有七情六欲、甚至爱好音乐和艺术,还会像打工人一样搞起办公室政治。



这是导演佩尔曼刻意为之,他想用更“人性化”地笔触刻画这些传统视角里的“魔鬼”和“暴徒”。 


“不是美化或博同情,而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深省: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,是如何犯下如此罪行的?” 



就像科赫的自我开脱:我不是刽子手,只是个厨子,也只想做个厨子。


这种麻木的平庸之恶,最细思恐极。



科赫曾问吉尔斯:为了这些无名之辈,搭上性命值得吗? 


吉尔斯反诘道:“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他们才成了无名之辈。”

于是,吉尔斯把2840个“无名之辈”编成语言,让科赫反复背诵吟咏,
 

犹太裔导演佩尔曼也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,让更多人铭记这段不可被抹去的历史。



影片开头,德军在溃败前企图烧毁所有文件,抹去这些名字存在的证据,但结尾,它们却凭借吉尔斯的记忆,再度重生。

让历史记住这些名字,让人类铭记这段历史,正是如《波斯语课》这样的反战电影最大的意义。


有人问导演,为什么要在当下拍一部二战电影?

佩尔曼答道: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,这些故事任何时候都该被讲述,尤其是现在。


文/阿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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